《窦娥冤》：道德悲剧背后的文化危机

临刑前, 窦娥对蔡婆婆说, “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，不明不暗, 负屈衔冤” ；之后, 在向父亲申冤时, 窦娥公开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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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剧的语境条件与

版本流变

苦命的窦娥三岁亡母，七岁时父亲窦天章将她卖给蔡家作童养媳，十五岁成亲，十七岁守寡。窦娥本一心伺候婆婆终老，谁料大祸天降。蔡婆婆因收取高利贷，差点被欠债的赛卢医行凶勒死，幸好张驴儿父子偶然出现，凶手仓皇逃跑，才保住命。无赖张驴儿父子威逼婆媳俩同他们父子成亲。蔡婆婆是比较情愿的，但窦娥坚决不从。张驴儿父子在蔡婆婆家名不正言不顺地住了下来。对于窦娥的守贞，张驴儿耿耿于怀，趁蔡婆婆生病，意图毒死蔡婆婆,以便更顺畅地拿下窦娥（也不知他哪根神经坏了，想出这个馊主意）。张驴儿偷鸡不成，反而阴差阳错毒死了自己的父亲。他继续耍泼皮，诬陷窦娥下毒，要她顺了自己的淫欲，这事方可罢休。窦娥不愿，张驴儿于是恶人告状，窦娥惨遭刑讯。为保护蔡婆婆不受酷刑，窦娥委屈承认是自己毒死张驴儿之父，于20岁时被判死刑。行刑前，坚贞的窦娥发下了三桩誓愿：白练染血、六月飞雪、三年大旱，皆一一实现。死后三年（父女分离十六年后），做了大官的窦天章，巡视楚州，窦娥冤魂告状，冤案得以昭雪。

相比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，关汉卿的元杂剧《窦娥冤》情节线索比较简单，人物心理刻画不够深入，围绕事件的冲突缺乏震撼力，并且似乎充满了道德说教。这基本是初读《窦娥冤》时的感觉。但随着研读的深入，会发现其中所承载和展示的内涵，远远比我们表面理解的复杂得多。

和《哈姆莱特》类似，该剧中冤死的人也以鬼魂的形象出现，哈姆雷特的父亲希望儿子为自己报仇，窦娥则希望父亲为自己洗冤。这类中国戏剧的惯常结局，似乎都会表现某种“大团圆”，即最终皆大欢喜，恶有恶报、善有善报。

不过，这样的安排，不仅有其文化政治背景的必要性，而且对作者的艺术手法，也提出另一种高要求。

首先，元杂剧一般的四折子戏的固定标准，以及满足市井观众的需要，都让作者只能戴着脚镣跳舞，尽量呈现故事的精彩。

其次，汉族文人在元人统治下为捍卫儒家正统而进行道德教化，会面临很多风险，因而要求有一些曲笔和戏谑。

第三，大团圆的期待反衬的恰好是现实无奈的悲哀、绝望中的奢望，这就为戏剧赋予了更厚重的悲剧色彩。

第四，窦娥的悲剧，从司法角度，很值得我们挖掘和玩味，进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反思其中的道德选择的盲点。

戏剧之所以选择窦天章平冤，并不是说父亲更容易启动司法，而是元杂剧“大团圆”叙事传统的要求。戏剧前面已经交待了窦天章赴考，后面必须作出呼应。至于最后一折戏中窦娥冤魂的出现，不能仅仅作为迷信理解。也许我们可以接受李健吾的判断, 关汉卿“写鬼……只是一种戏剧手段”，非此不足以表现窦娥冤之惨烈和深重, 非此不足以展示人类能力的局限。从这个角度, 传统戏剧中的大量鬼戏并非是“真有其事”的封建迷信, 也并非是简单化、公式化的艺术表现。

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认为《窦娥冤》“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，而其蹈汤赴火者，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，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，亦无愧色也。”冤案导致的天象异常成为该剧的高潮，即所谓的“感天动地”。

这个孝妇主题的故事由四个情节单元构成：1、寡妇贞女；2、蒙冤受屈；3、天象异常；4、平冤解灾。最终展示了“甘雨和风歌帝力，消除浩劫仰天恩”的民众理想。

据此而论，《窦娥冤》有悲剧成分，但严格说来只能算悲苦剧，因为该剧的冲突既不是善与善的冲突（而是善恶分明），也不是基于道德困境引发的内在精神的冲突。戏剧旨在宣扬某种道德立场，所以更倾向于道德剧。

在研讨《窦娥冤》时，要注意到其中的版本差异。

我们现在常用的版本是明朝臧懋循于万历年间（1617年）编的《元曲本》，其中对原作作了较多修改。所以有必要参照明陈与郊于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刊本《古名家杂剧》。